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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这是《桌边谈》杂志：独立文章(2023)系列的第三十篇。
大多数基督徒都清楚写作背景对于正确解释圣经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圣经是几千年前在与当代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写成的，也是用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写成的。那些对作者和他们当时的听众来说是简单的、日常的常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必须学习和研究的知识。我们知道，如果要研究旧约，就必须学习希伯来文和阿拉姆语（或相信相关作品的译者）。此外我们也必须学习古代近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习俗，以便理解圣经作者在讲的内容；学习新约就必须学希腊文，也需要了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世纪世界。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文法历史解经法的其中一部分。
要正确理解改革宗神学，理解相关背景也很重要。改革宗神学是十六世纪新教改革的成果，而改革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作者是在当时的哲学和神学背景下写作的，掌握这些背景对于理解改革宗神学非常重要。我想简要说明以下三个背景：历史背景、哲学背景和神学背景。
历史背景
新教改革并不是一群罗马天主教修士感到无聊，头脑一热而促成的，而是众多历史事件的高潮和巅峰，这些事件甚至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之前。除了各个政体之间的冲突之外，其他很多方面也都起到了推进改革的作用：教会与各种政体（帝国政体，更多的是地方政体）之间的冲突，教会内部的腐败和多次尝试改革而产生的冲突，以及包括经济和技术发展在内的文化的变革，都是宗教改革的历史原因。
例如，马丁·路德的《致日耳曼贵族公开书》（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和《教会被掳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这两本改教早期最重要的新教著作让我们看到历史背景与改革的直接相关性；当我们阅读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开头的〝致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序言〞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关联，这篇序言是理解《基督教要义》内容的重要背景。
此外，许多改革宗的信条所涉及的问题都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前设，或是对特定的历史处境的回应。历史背景对改革宗神学内容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可以从《西敏信仰告白》中看出，信仰告白的原文与美国修订版在政府官长和教会与国家关系这个议题上有所差异。我们必须明白，历史背景对于理解改革宗神学非常重要。信徒如果希望更好地掌握改革宗神学，就应该花些时间研究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历史，也就是宗教改革发生前两百年的历史，当然也需要研究十六和十七世纪，也就是宗教改革发生当时的历史。神学并不是架空在真空中的，而是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中的。
哲学背景
为了理解改革宗神学的哲学背景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记住宗教改革的历史框架。新教改革始于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的作为。约翰·加尔文第一版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要义》于1536年出版，最后一版于1559年出版。一些主要的改革宗神学家，如茨运理（Zwingli）、穆斯库鲁斯（Musculus）、弗米格利（Vermigli）、布灵格（Bullinger）、伯萨（Beza）、赞奇乌斯（Zanchius）以及乌西努斯（Ursinus）等人的著作都在十六世纪出版。东正教早期的所有改革宗神学家的作品和东正教巅峰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十七世纪末以前出版的，这些作品的作者包括改革宗神学家波拉努斯（Polanus）、埃姆斯（Ames）、沃勒比乌斯（Wollebius）、马科维乌斯（Maccovius）、维西乌斯（Witsius）、图雷丁 （Turretin）和马斯特里赫特（Mastricht）等。
我们的哲学思想前设影响了我们对现实和知识的最基本原则的理解。
所有重要的改革宗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也都是在这两个世纪出版的。例如《四城邦信仰告白》（Tetrapolitan Confession，1530年）、《第一瑞士信条》（the 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1536年）、《法国信仰告白》（the French Confession，1559年） 、《苏格兰信仰告白》（the Scots Confession，1560年） 、《比利时信仰告白》（the Belgic Confession，1561年）、《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1563年）、《第二瑞士信条》（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1566年）、多特信经（ The Canons of Dordt，1618-19)， 西敏信条（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1646), 西敏大、小要理问答（th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and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1647) 都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前半叶写成的。
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古典改革宗神学家的伟大神学著作以及他们所编写的改革宗信条都是在启蒙运动前（pre-Enlightenment）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写成的，这是写作的哲学背景。换句话说，这些神学作品都是在〝转向主体〞（turn to the subject）的启蒙运动之前写成的。所谓的当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出生于十六世纪末的1596年，他最重要的哲学作品要到十七世纪的1630年代末和1640年代初才写成，而且这些作品在大学和神学家中产生影响也需要时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前的哲学背景是单一的，这也不意味着哲学先驱都不能成为当代的哲学家。例如，唯名论与古希腊怀疑论的哲学体系都在文艺复兴时期重现。这表明经典改革宗神学的哲学前设与中世纪神学家一般的哲学前设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与后笛卡尔时代（post-Cartesian era）则没有什么共同点。一般来说，他们的研究背景并没有质疑独立于人类思维以外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没有质疑我们通过使用上帝赐予的感官和理性能真正了解世界的能力。此外，他们是在承认事物有真实的属性这个哲学背景下进行研究的，除了一些例外（例如唯名论）。
启蒙运动的观点逐渐流传开来并开始影响神学家的思维，改革宗神学的一般哲学背景随之渐渐消逝。这对改革宗神学思想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用〝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Christian Aristotelianism）来描述启蒙运动前的哲学思想：
那么，新教正统主义的衰落与学术方法和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些相互关联的知识现象的衰落相吻合。理性主义哲学最终没有成为（神学）合适的辅助，反而要求把它而不是神学视为科学的女王。如果没有一个哲学结构来补充它的（神学）教义，并与它的（神学）学术方法相一致，新教的正统性就走到了尽头。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十六、十七世纪有那么多改革宗的神学巨匠，而之后却相对稀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后来的神学家们都采用了各种形式的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拒绝了启蒙运动前的哲学思想背景。当改革宗神学适应了启蒙运动哲学思想的预设，就开始枯萎和死亡了。
我们的哲学思想前设影响了我们对现实和知识的最基本原则的理解。当今大多数改革宗神学的读者都是在后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原则中长大的，而他们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知识就是我们呼吸的学术氛围。如果我们以后启蒙运动的视角来阅读传统的改革宗神学教义，就很容易导致对这些教义的误解。更严重的是，许多当代改革宗神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采用了后启蒙运动哲学思想的各种视角，而这对我们对上帝、对人、对罪、对所有事物的理解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当一位当代改革宗神学家采用了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后启蒙运动哲学思想，同时又认同启蒙运动之前所写成的改革宗信仰告白，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内在的冲突。彻底修改或拒绝信仰告白教义的诱惑将永远存在，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我们在当代改革宗神学家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不认同改革宗信条中所教导的神论（例如西敏信条第2章的内容）。
神学背景
通常我们都知道想研究多特信经的神学就必须对亚米念派的主张和抗辩派（或称谏议派Remonstrants）的神学观点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多特信经是针对于此而作出的具体的教义回应。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一般的经典改革宗神学。改革宗神学是对已经存在的中世纪晚期的罗马天主教神学所作出的回应和重塑。
这种神学背景的前设在早期改革宗神学家的著作和改革宗信条中都可以看到。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改革宗的神学家和改革宗信仰告白针对罗马天主教各种具体的教义和惯例作出回应。有时改革宗神学家们会纠正这些教义和宗教惯例；有时则会彻底推翻它们。不了解这些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惯例，就很难理解我们的改革宗神学家和信仰告白所要表达的内容。
十六、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很清楚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的神学，他们假设大多数的读者（其他神学家和牧师）对此也有一定的了解。然而，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当代改革宗神学的读者并不像早期改革宗神学家和他们的读者那样了解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惯例，读者们并不像他们那样掌握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大公性-圣礼性-救赎性（ecclesio-sacerdotal-soteriological）全方位的神学体系，他们可能零星听过一些内容，比如天主教的称义观，或是圣经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整个罗马天主教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以及每一个部分彼此之间的关联。
这让当代改革宗神学的读者与多特信经的读者身处类似的处境，他们不理解这些信条所回应的亚米念派神学教义。尽管缺乏神学背景知识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改革宗神学，但这种有限的认识很容易滑向误解。例如，有多少改革宗基督徒知道罗马天主教对堕落前亚当领受的命令（pre-fall constitution）和当时的自然与恩典的关系深深影响着他们对罪、对恩典以及对称义的理解？这些背景知识对于理解改革宗的罪观、恩典观以及称义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结论
改革宗的经典神学教义并不是毫无背景地从天而降的，它们是在真实的历史、文化、政治、哲学和神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产物。如今这样的背景离我们已经有五百年之久了。我们所身处的21世纪的历史、哲学和神学背景与十六、十七世纪的背景已经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其中的差异，就很容易用当代的各种背景去解读几个世纪之前的著作；如果我们意识到差异，却仍然忽视这种背景差异，就很容易误解一些教义的真正含义。简而言之，我们为学习圣经而钻研其写作背景的努力也同样应该应用于学习古典改革宗神学。
本文关原刊于林格尼尔福音事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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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Mathison
马蒂森博士是佛罗里达州桑福德改革圣经学院的系统神学教授。他著有许多作品，包括《主的晚餐： 一些常见问题的答案》（The Lord’s Supper: 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